伊朗更迭政权后， 真的会如美国的意吗？政体复杂，变天未必变质
伊朗体制融合了神权、威权和有限的民选机制。虽然存在总统和议会选举，但候选人受到宗教机构严格审查。最高领袖由神职专家会议选出，而该会议成员的资格，也需通过由最高领袖影响的监护委员会审核。
尽管2024年改革派候选人佩泽什基安当选总统，但选举投票率低于40%，显示体制合法性已持续受质疑。
但更关键的是：
- 真正控制军队、司法和国家经济命脉的，并非总统，而是伊斯兰革命卫队（IRGC）与宗教精英集团。
- 如果宗教体系遭到重创，IRGC极有可能趁机掌权。
革命卫队：新伊朗的“影子接班人”？
IRGC原为最高领袖的私人卫队，现已成为：
- 一支战斗力与正规军相当的军政集团；
- 一个涉足建筑、能源、金融、物流、走私的经济寡头；
- 拥有强烈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的政治力量。
托马斯指出：如果哈梅内伊死于外力或政变，IRGC最可能主导国家临时治理甚至长期掌控政权。这一继任力量更可能是极端保守甚至更激进，而非西方希望的“温和民主转型”。
社会起义是另一条路，但路途不明朗
虽然伊朗社会存在不满，尤其在年轻世代、女性群体中广泛存在反体制情绪（如2022年因马赫萨·阿米尼案引发的大规模抗议），但至今都未能形成有力的制度挑战。
如果刺杀事件或政权崩溃引发民众起义：
- 革命未必能导向民主，也未必产生亲西方力量。
- 民族主义情绪可能抵触任何“由外部推动”的政权更迭。
这与美伊1953年政变的历史阴影也不无关联。
制度崩溃≠价值转变，西方需谨慎应对“真空后果”
托马斯的核心结论是清晰的：
推翻伊朗现政权未必会带来民主、温和或亲西方的新秩序。真正可能填补真空的力量，可能是更强硬的军事集团或新一代神权强人。
因此，西方国家如果寄望于“通过打击催生政权更替”实现伊朗政策目标，可能是在误判现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