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5年“解职事件”：改变澳大利亚的那一天
历史学家兼前外交官拉克兰·斯特拉汉在新近出版的回忆录中回忆道，1975年11月11日那天，他被邻居从墨尔本的小学接走——那一天，戈夫·惠特拉姆被免去总理职务。他的母亲政治立场鲜明，气得连开车都不放心自己。记者玛戈·金斯顿当时还是一名对政治毫无兴趣的青少年。她记得那晚躺在床上，用被子蒙住头听收音机，第二天就在布里斯班的学校里组织了一场游行。
对于许多经历过那一年的澳大利亚人而言，“解职事件”是他们永生难忘的“记忆时刻”。他们能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听到消息时正在做什么，就像人们回忆起肯尼迪遇刺的那一刻一样。对在堪培拉议会大厦工作的人来说，那一天更是改变命运的一天。工党阵营悲痛欲绝，另一边的政治势力则兴奋异常。身处议会新闻画廊的记者们都清楚，自己正坐在联邦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大戏的头排。
这一事件并非突如其来。十月中旬，由马尔科姆·弗雷泽领导的反对党在参议院阻止了预算案，而惠特拉姆拒绝提前举行选举。局势紧张，压力四起：惠特拉姆会否让步？自由党议员会否动摇？若政府资金耗尽，结局将如何？总督约翰·克尔是否会出手干预？在纪念日清晨，惠特拉姆准备前往总督府，请求举行半数参议院选举——但他严重误判了自己任命的那位总督。克尔早已准备好罢免他，并在下午一点向他下达了解职命令。
那天下午，惠特拉姆在议会台阶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：“我们完全可以唱《天佑女王》，因为没有什么能拯救这位总督。”他称弗雷泽是“克尔的走狗”，引发现场人群的愤怒与哗然。堪培拉街头的示威者蜂拥而至，议会大厦里的碎纸机声此起彼伏。夜晚，工党支持者和记者们在查理餐厅聚集，情绪激动，场面喧嚣。惠特拉姆号召支持者“在竞选期间保持愤怒与热情”，这一口号后来成为工党长期的政治象征。
然而，随后的选举结果让人清醒。民意早在罢免前就显示出，三年前高呼“是时候了”口号的选民已对工党失去信心。惠特拉姆虽拥有历史性改革成就——在医疗、教育、福利与社会政策方面带来深远变革，但他的政府行政混乱、纪律松散，一些部长行为失控。惠特拉姆富有远见却缺乏组织能力，而媒体的攻击最终令政府雪上加霜。他的治国方式与下台方式，使他在历史上既被后来的工党政府视为反面教材，也成为党内叙事中的象征性“殉道者”。
弗雷泽虽凭借罢免登上权力巅峰，却因此在公众印象中始终带着复杂色彩。许多人认为，这使他日后行事更加谨慎，而媒体则往往以简单的黑白视角审视他。克尔本人则为此付出沉重代价。除去党派立场，许多观察者都谴责他欺骗了惠特拉姆、未提前警告可能被罢免。尽管克尔担心若提前透露消息，惠特拉姆可能会请求白金汉宫罢免他，但此解释并未让人信服。他被批为懦弱和不光彩。
连弗雷泽本人在多年后也认为克尔应当提前告知。记者特洛伊·布拉姆斯顿在惠特拉姆传记中披露，弗雷泽在一篇从未发表的讣文中写道：“总督当时应该更坦诚地与总理协商……他认为必须保护女王，避免君主卷入国内政治斗争。但事后看来，更高的职责应是警告总理事态的后果。”克尔在1977年墨尔本杯上醉酒的举止让他更成笑柄，而弗雷泽谨慎地挑选了继任总督泽尔曼·科恩——一位受人尊敬且具团结象征的人。
“解职事件”在澳大利亚政治中留下深刻裂痕，影响延续数十年。尽管惠特拉姆在1977年再度落败，但工党在不到十年后重新执政。宪制体系并未根本改变，总督依然保留罢免政府的储备权。唯一的制度修补来自弗雷泽成功推动的公投，堵上了州政府通过任命“问题候选人”操控参议院的漏洞。
至于此事是否会重演？没有人能确切预言，但1975年的事件已成为制度的“免疫针”。要再度出现惠特拉姆、弗雷泽与克尔这样三位人物及相似环境，几乎是不可能的巧合。
如今，那些当年的主角都已辞世。仍在世的当事人依旧对克尔的行为愤懑不平。惠特拉姆的新闻秘书大卫·所罗门坦言：“我比以往更担心克尔的决定。随着我们掌握的更多信息，我愈发理解他行为背后的严重性。”
年轻一代对这场政治风暴充满好奇，却如同研究古代史般遥远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弗兰克·邦乔尔诺说，他们将其视为“像雅典的伯里克利或罗马的凯撒那样的历史人物”。惠特拉姆若听到这样的比较，恐怕会颇为自得——他曾引用内维尔·沃兰的话自诩：“屋大维·奥古斯都接手时罗马是砖砌的，离开时成了大理石；人们会说，惠特拉姆接手时悉尼、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的外郊没有下水道，而离开时已全部通畅无阻。”
本文作者米歇尔·格拉坦是堪培拉大学教授级研究员、《The Conversation》首席政治记者，并在该刊物首次刊登此文章。
（信源：ABC News）